一次CT等于750次胸片 过度治疗现象加剧看病贵2 科学主义, 冠心病, 生物学, 心电图, 女性

老叟

我们也不能忽视，目前传统的医学模式很容易让医生产生“科学主义”、“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生物技术崇拜。举个例子，一个经常胸闷、心悸的年轻女性，医生对她的诊断可能出现两个流程：

　　流程一，医生单纯地从生物学角度思考，建议她做心电图、CT、造影，但最终可能发现患者均属正常。于是医生说，我用最先进的技术帮你摘掉了冠心病的帽子。但结果是，病人的疾苦没有解决，没必要的检查还给她带来一生的癌症风险。

　　流程二，如果医生经过了培训，不但会考虑病人得病的生物因素，还会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等，可能就会打开视野、跳出怪圈。他也许会发现她没有冠心病的家族史，也没有其他危险因素，得冠心病的几率极小。那么，这种症状很可能是由焦虑、惊恐引起的。如果他拿量表给病人测量，再多交谈几次，可能也会给病人摘掉冠心病的帽子，并开一些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这样，患者免掉了很多成本高、有创伤的检查，而且感到很温馨，实现了“医患和谐”，还治好了病。

　　另外，“过度治疗”与医疗体制的趋利性有关。现在很多医院攀比毛收入，如果一家医院买了CT机、造影机，他们就会想，这台机器必须要用，多少年内要收回成本。科室和医生的奖金也直接和开出的药品和检查单挂钩。如果医生不能完成医院分派的“指标”，会被扣奖金。

　　再比如心脏支架，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还有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人、不同病症应选择不同的支架。在美国，20%~30%的比例是使用金属裸支架，在德国和瑞典，金属裸支架使用比例为5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是，大家一窝蜂地、近100%地使用药物支架。因为医生可能说，便宜没好货。为这个问题，我多次提出要改革，但还是很难解决。厂家卖两三千元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医院也是一样，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经济利益。

　　大家可能不愿正视这样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中国青年报：有人提出，“过度治疗”还与普通民众盲目信赖技术有关，这也让一些医生感到有压力，如果有高端技术不用，很难获得病人信任。

　　胡大一：是的。我看到的情况是，很多医生认为放支架是治疗一些心脏病的最好方法，很多病人也是这么想的，不放支架他还不放心。医患双方都对技术存在过度崇拜。特别是有钱的、医保条件比较好的人，你不给他做最贵最先进的检查他还不干。现在有少数医院，不是按病人需要和具体病情进行体检，而是看病人能付多少费用，然后就像打包一样，给你介绍各种“档次”的检查。其实在医学领域，便宜是有好货的，关键是看病人适合什么。

　　所以，“看病贵”问题不仅是医疗费用高的问题，过分依赖技术、对病人进行“过度治疗”也会推高医疗费用。我们应该热爱技术，但绝不能盲目崇拜技术。
     另外，医疗消耗品不能重复使用，也间接抬高了医疗费用。在德国，95%的心脏导管实现了重复使用。而在我国心脏导管全是一次性的。如果对于高质量的消耗品，包括肾脏透析用品等，能规范消毒、加工处理——这在生物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避免很大的浪费，降低医疗成本。

　　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在考虑医疗器材重复使用的问题。德国已全面实行医疗器材重复使用，这在德国已不仅仅是一种消毒技术，它还成为德国环保型、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美国也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程。我国却没人讨论这个问题。

　　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老百姓心血管病死亡率却逐年上升

　　中国青年报：过度依赖技术不仅推高医疗费用，还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治疗作用。我看到北京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就需要283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但胃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比起20年前反而下降了。

　　胡大一：芬兰一名心脏病医生和他的团队，在与当地ZF、企业的合作下，用了35年时间倡导民众改变生活方式。比如，先倡导人们吃面包时逐渐减少涂黄油的量，接着通过立法，反对反式脂肪酸物质进入食品，最后提倡民众吃植物油。35年后，人们的期望寿命延长了十几年，冠心病患者减少了80%。他们发现，对寿命延长贡献最大的不是心脏支架，不是更多的药物，而是发动社会各种资源，促进全民健康。

　　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三年每年增加6万个，老百姓的心血管病死亡率却逐年上升。要降低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关键还在于预防。美国和芬兰做过调查，对于心肌梗死死亡率的降低，民众血压下降的贡献率约占24%，降血脂和降胆固醇的贡献率在18%左右，全民戒烟贡献了约12%，加强运动占到了6%~7%。而做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率仅占3%~5%。

　　中国青年报：我们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治疗”问题？

　　胡大一：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得从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模式的改造做起。现在大学里的医学生，学的大多是生物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缺少人文教育。

　　在现在的医学院里，我们越来越把医学当成是生物技术学科，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等专业都是分开教学，学生的人文内涵越来越少。这其实是从一开始就为“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的观念埋下了祸根。

　　现在的医疗体制也需要改革。在新加坡，医生如果让患者做3个以上心脏支架，必须书面说明理由。如果医生没有给出合理的理由，或做了更贵的支架，他的行医资格会受到质疑。新加坡还规定了哪些病做搭桥、哪些病做支架，如果本来该搭桥的病人给上了支架，医生也必须书面说明原因。如果说不清楚，医保将拒付费用，医生还可能被吊销行医资格。在这些方面，我国的相关政策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