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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26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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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挪2000万赌球 上海农商行承认案发事实
2008年06月22日 19:51来源:东方早报
上海农商行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普陀支行员工挪用库银赌球发生在本月初，主要涉案为三人，均是资历较浅的员工，确系串通共谋、监守自盗。对于上海农商行涉案一事，人民银行研究员邹平座认为，“此案发生并不意外，其他省市的问题不比上海少”。从全国来看，许多农村信用社以及由农信社改制设立的城商行，在经营管理上都有漏洞，此次农商行案发是最典型的例证。
昨日有媒体披露，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普陀支行发生内部员工盗取库银的严重刑事案件，盗取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而用途竟是赌球。该消息称，涉嫌直接盗取资金的员工不止一人，并有多人纵容作案，主要作案手法为先期挪用库款，后期发展到挪用企业存款，持续时间为三到四年。在消息发出后，上海农商行未对记者作出正式回应。
就此消息，记者多方求证，并通过上海农商行总行某业务相关部门负责人处获悉，此事发生在本月初，主要涉案为三人，均是资历较浅的员工，确系串通共谋、监守自盗。而在多个消息源给出的涉案金额上则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记者从这位上海农商行内部人士处获悉的盗取金额高达3200万元人民币；而另外一位同属普陀地区的某商业银行支行行长则透露，几位涉案人员曾在案发之初有上交1000万元盗窃剩余款的行为，因此涉案金额可能不到2000万元人民币。
记者同时向公安部门了解情况，获悉普陀区公安分局已接手调查此案，据悉在此前的两个星期已有多位农商行普陀支行分管负责人接受了公安部门调查，案件仍在侦查过程中。
上海农商行承认案发
为核实以上消息的真实性，记者来到位于延安西路728号华敏翰尊国际26层的上海农商行总行所在地，就外界关注的案发一事进行询问，是否有此案的发生，发生的人数和情节是否与记者了解的情况相符。
上海农商行总行办公室的汤女士告诉记者，据她现在知道的情况来看，与记者掌握的材料仍有出入，但鉴于公安机关仍在调查案情，现在不方便对具体的案发时间、人数和细节做过多描述，这也表明农商行普陀支行内部员工参与盗取银行钱款一事确是事实。
当记者问及，涉案金额是否高达3200万元人民币时，汤女士则表示，此数据与她所掌握的数据并不相符，但她也承认由于案情仍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对最新的数据她也并不十分清楚，还有待公安部门调查之后给出官方的说法。
但不论金额高低，汤女士承认，案件的发生对银行从上至下都是一次震动。她说，在事件发生后，银行内部已紧急开会布置，对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要求各部门加强内部监管、完善监控措施。同时，上海农商行也对外封锁了消息，不公开披露任何有关案件的内容。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由于涉案机构为基层的银行支行，涉案人数多，涉案时间又长，因此很难彻底杜绝消息的外泄。在案发后一周，同为普陀区的多家商业银行支行都间接地获悉了此事，他们对案情细节的了解程度甚至比农商行内部员工还要多。于是，关于上海农商行支行监守自盗的传闻，便在多家银行间传播开来。
昨日当此消息第一次见诸报端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两周，而对于消息被披露一事，汤女士则显得颇为无奈，“消息总归漏出去了，被挖到了也没办法，总归偷出去2000万……”汤女士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案发的具体金额。
虽然此次案发的消息已在许多银行内部流传，但据汤女士称，本报记者是事件披露后第一家前来质询的媒体，而上海农商行下一步正在试图减小在公众媒体上的不良影响。由于上海农商行针对的是本地企业及个人，因此更关注上海新闻媒体的宣传。
汤女士称，在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并且进入案件审判流程后，银行方面将对外公布官方的事件说明以及银行内部调整事宜，而在此之前，希望媒体不要过多参与报道，这也是基于对案件调查的全面考虑。
农信社改革
对于上海农商行涉案一事，人民银行研究员邹平座认为，“此案发生并不意外，其他省市的问题不比上海少”。从全国来看，许多农村信用社以及由农信社改制设立的城商行，在经营管理上都有漏洞，而此次上海农商行的案发正是最典型的例证，值得引起监管层的高度重视。
由于农信社长期驻扎在农村、发展壮大，从基层各支行的体制结构来看过于陈旧，同时人员素质相对大型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也有相当大的差距，是中国现有社会环境下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邹平座认为，这种金融机构本身存在很大弊病。在一些地方上，信用社和县、乡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甚至存在内外勾结的情况，有些信用社甚至摈弃基本的信贷原则，发展起了集体经济。
在1990年代末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后，许多农信社改制成了现有的城商行，然而在改革关键的体制问题上，却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农商行大多归为政府管理，而并非改制成了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银行，也就是说，虽然换了门面，但从内部体制上来说，城商行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城商行在最基本的信贷管理问题上，仍然难以控制，导致案件频发。
某深圳城商行内控部门人员也告诉记者，像上海农商行这样的案件确实非常容易发生。即便“证、印、押”三要素分开管理还是难逃合谋的危险，管理者只要集体参与偷盗，监管就会形同虚设。
由于这些小型城商行在保证措施上本身存在监管漏洞，许多问题发生后都有有关方面来“捋平”，因此在贷款核销、票据质押等多个环节，部分城商行往往存在无所谓的心态，出了坏账反正有地方埋单，使得银行在监管方面掉以轻心，同时助长了支行的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的想法。而一旦出现漏洞时，城商行往往也会采取隐瞒的做法，这也导致漏洞越来越大，最终无法挽回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要引入外国投资者。”邹平座告诉记者，多年来银行业不断引入外资，为的就是解决中资银行一股独大的机制，外资银行或企业资金注入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复制过程，将海外几百年的经验和管理模式注入中资行，这为本地银行的体制健全指引了方向。邹平座认为，现在应该是反思的时候，上海城商行的案发证明过去的体制类改革并不成功，如果体制化的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很难从根源上杜绝城商行的漏洞。在这样的情况下，银监会不妨考虑，对体制尚未健全的城商行、农信社单独进行特别监管。
前世今生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是在全市1家市联社、14家区县联社、219家信用社的基础上整体改制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初期，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几代农信人的不断努力，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上海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较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之一。目前上海农商行300多个网点中，有240家位于上海外环以外地区，其公司客户中97%～98%是中小企业，对公贷款中中小企业占了一半，是典型的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人的银行。
2006年11月，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与澳新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向澳新银行定向增发7.45亿股，占总股份的19.9%。双方在零售银行、中小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展开合作。上海农商行行长侯福宁表示，农商行会尽快上市，上市之时也就是跨区域经营之时。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影响
上海银行紧急开会自查
就在上海农商行内部异动的同时，紧张情绪正在其他城商行中蔓延，其中之一就是即将IPO上市的上海银行。就在上海农商行案发后的一星期，上海银行召开紧急会议，总行各分管领导、各支行行长都参加了会议，据悉，会议的重点内容就是规范经营管理、杜绝恶性案件的发生。
“在这个档口，我们也害怕发生类似的问题，一旦发生就有可能在IPO审核中被评审委员会一票否决。”上海银行某支行存款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同为城商行，此次上行对农商行的案发特别紧张。这种紧张情绪在许多等待IPO上市的城商行中都存在，银行高层受到不小的震动。
无独有偶，两年前，上海农商行也曾信誓旦旦地提出三年后达到上市的标准。然而，无论是此次上海农商行的事件，还是已成功上市的北京银行(601169,股吧)惊爆十多个娃娃大股东的事件，都表明许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在管理体制、机制等众多因素上是漏洞百出的，越来越多的城商行急于上市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结果。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业专家告诉记者，一些不符合资质的企业盲目IPO，导致的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更会引发腐败以及监管不力等弊病，在短期内可能引发社会对国家的不信任，而且通过IPO一夜间成为亿万富翁的人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性，使得社会贫富更加悬殊，也是从心理上对勤奋工作的大众劳动者的不认同。这位专家认为，对于问题频发的银行应该放缓IPO进程，让这些银行苦练内功是首要完成的任务。（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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