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发表于 2007-8-26 12:52
| 只看该作者
这样的“吉尼斯”有何用
日期：2007-08-25 作者： 来源：新闻午报
千人甩长发万人齐刷牙
按照这个趋势，10年后，至少一半的吉尼斯纪录都是中国的，比如5000个学生同时做俯卧撑，10000个人同时吃羊肉串……但这些“世界第一”，又能说明什么？
爱尔兰的休比威尔爵士应该不会料到：56年前他一时兴起、偶然催生的吉尼斯纪录游戏，会演变成中国土地上一场场宏大的“万人运动”。
2007年8月8日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龙湾海滨。烈日下，一项为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大型古筝演奏会正在进行。后经吉尼斯方面认证，共有2348名筝手参加了合奏。“5000平方米的海滨广场上，身穿黄色圆领衫的筝手们整齐排列成25个方队。他们在总指挥王天一的指挥下和谐演奏，时间超过了规定的5分钟。漂亮的筝手、优美的曲调、背后迷人的大海里渔船驶过，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图。”当地媒体报道。
这项最新诞生的纪录给“中国筝岛”添了光彩。英国吉尼斯总部驻中国代表、认证官吴晓红博士当场颁发了认证证书。
但不和谐的音符同时出现。当天，新华社对该活动给予了图文报道。图片中，女琴童们顶着烈日，头发凌乱、疲惫不堪，有的干脆趴在了古筝上。“以学生为主的两千多名选手，在烈日下演出4个小时。热衷于创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行为，却让学生受苦。”新华社的消息说，“……这是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盛宴”中被曝晒的孩子们
沈阳居民栾女士5岁的女儿刘思雨参加了这场“音乐盛宴”。栾女士回忆说，由于次日很早就得起来，和大多数家长一样，合奏前一天下午，一家人就租车抵达葫芦岛市龙湾海滨的一家酒店。
这个大型活动几乎让当地酒店人满为患。大连的何女士也为此开了一个房间，很脏，每天240元。除了自理住宿和来往费用，每个参与者还向主办方交纳了280元报名费，换回的则是一件棉T恤。
当晚，主办方要求参与者提前把古筝摆放到广场上。这种乐器价值不菲，贵的每架上万元。一旦受潮，会影响琴弦的音调———当天，葫芦岛一直下雨。“他们说，就算明天下雨，也要坚持下来不能退场。”
虽然“冲吉”预定9:00开始，但大部分人在6:30就已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开始排练。此时，警察用白线拉起了隔离带，家长们被拦在了外面。表演者中，除了六百名左右的成年人，剩下的全是孩子，年龄最小的4岁。
担心的大雨并没有到来，天突然放晴，当时活动的总指挥王天一说，孩子们的热情感动了上天。但上天也许是过于感动了，阳光变得越来越热，没遮没拦地打在人们的身上。筝手们大汗淋漓，“诗书礼乐”应具有的雍容姿态，荡然无存。
家长只能在休息时送水，孩子也很难上厕所，唯一的办法是，让参与者尽量少喝水。一名五六岁的孩子当场呕吐，家长进去帮孩子擦了擦，然后继续练。
6分钟的表演结束了。接受记者采访时，活动赞助商———葫芦岛某公司一位女士也承认：“公司有点后悔，这样的活动过于形式主义，是凑人数。”
经调查，人海战术“申吉”(或准备“申吉”)活动还有：在宁波梁祝文化公园，12658人参加的“万人相亲会”；在云南曲靖，连续3天的“百味料、千米街、万人尝”烧烤长街宴;在珠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师生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联手创造的4796人“手语大合唱”；以及2007年5月，云南临沧茶文化博览会上的“千人甩发舞”……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的统计，他们一年内能收到三四百个有效申请，2002年至今，通过中国申报中心申请成功的纪录共有一百一十多项。
按照吉尼斯方面对记者提供的材料，这个被称为“普通人的奥运会”的精神实质本是挑战极限、超越自我。52年前，第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面世，1/4是有关运动的内容。但吉尼斯认证官吴晓红对记者称：集体活动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接受的项目。“我认为，参与集体活动需要许多人为一个目标努力，共同取得大家期待的结果。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地方政府强力推动
如果说，参与人数众多是中国式“申吉”的第一特色，地方政府参与则直接推动了此类活动的进行。
已在2003年停播的《中国电视吉尼斯》制片人倪维行向记者证实:当时节目组收到了无数全国各地政府的邀请函，希望通过节目组来宣传当地的旅游文化。
葫芦岛古筝“申吉”活动后，有人披露了组织者———东方女子古筝乐团团长王天一的背景。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人，他还身兼葫芦岛市委副秘书长。该市政府一位官员向记者证实:文化节各个环节的联系人，大多在王天一创办的乐团、开办的学校中担任演出或教学职务，而主办方则挂名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申吉”当天，葫芦岛市主要领导悉数出席。
在葫芦岛市，“筝政合一”一直是众所周知的地方政策。根据计划，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葫芦岛还将举办一次与古筝有关的大型庆祝活动，届时将有2008名古筝手和2008名太极拳手齐聚九门口长城。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申吉”或者由政府直接组织，或以商业公司牵头、政府挂名。一些政府机构，往往利用职权为企业策划的行动拉来人马。云南临沧的“千人甩发舞”，是市政府文化产业办公室组织操作的；2003年9月20日，深圳罗湖区“万人齐刷牙”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深圳罗湖区总商会、罗湖区教育局、罗湖区卫生局主办，与“高露洁”合作的产物；在重庆，2007年3月，市政府专门发文，从各单位抽调负责人组成组委会，创造“万人火锅宴”的吉尼斯纪录……
这些“申吉”活动，最终成为地方政府的“面子”。比如在某市的政府网上，还专门开辟出当地“全国之最”栏目。
学生是最常见的纪录制造者
记者调查后还发现：此类“申吉”活动中，民俗和体育是最大的热门。元旦、国庆等节日，以及即将举办的大型体育盛会，则成了最常用的噱头。教育局、团委、妇联和旅游局等机构，则是最常见的主办方。对此，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俊华担心，弘扬民俗不是这些活动的目的，而是沦为政治工具，传统的东西被平庸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是最常见的纪录制造者。“对这些活动学生是难以抵制的。”复旦大学教授于海认为，“学生没有这个力量，父母即使不愿意孩子去，也对抗不过学校。”
“80后”作家韩寒在其博客中写道：在利用群众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我们国家比。我们的群众估计自己也很喜欢去创造世界纪录，来体会地域自豪感，大把的纪录等待我们去创造。按照这个趋势看来，十年以后，一半的世界纪录都是我们中国的了……比如5000个学生同时做俯卧撑、10000个人同时吃羊肉串，这样的纪录随时可以创造。
但吴晓红并不这样认为。她表示：中国人创造纪录的激情，是中国正走向繁荣的一个迹象，“正在追赶发达国家”。
“吉尼斯”这条产业链
组织者、参与者，以及幕后推手，可谓“各得其所”。那么，所有活动的发起者———无论是英国吉尼斯，还是中国上海的“基尼斯”(1992年，上海大世界游乐中心搞起了大世界基尼斯———天下第一擂台，诞生了一批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又能获得什么?
现在被指称“冒牌”的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一开始就公开向国内的纪录申报者收取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费用。2001年，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被公开的收费标准以公益性、正常性、广告性区分，个人申报为2000元，单位申报为10000元，企业挂名申报为30000元。
而“正牌”的英国吉尼斯方面，虽然总部授权的中方机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对记者称:除了开辟“绿色通道”收取额外费用外，对挑战纪录者并不会收取任何认证费用。但位于英国伦敦的总部解释，“如果认证人员亲自到申报现场，可以提出相关的费用。”
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的唐日松，曾在一篇论文中表露了他在中国打造吉尼斯产业的心得:辽宁教育出版社自1998年起与英国吉尼斯公司合作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以吉尼斯品牌为核心实现多元化经营。双方以最初的图书合作，延伸到吉尼斯纪录申报中国唯一代理、组建吉尼斯俱乐部、拍摄吉尼斯电视片以及筹建吉尼斯主题公园等领域的合作，“初步形成一条吉尼斯文化产业链。”
他写道，通过播放吉尼斯电视片，建立吉尼斯主题公园，可以更好地推广吉尼斯品牌，在全国形成挑战吉尼斯的氛围，培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文版的读者群。这正是吉尼斯公司的经营思路。
“这很正常，”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产业经济学的干春辉教授解释，“企业出于商业目的通过创造‘之最’获得轰动效应；NGO等形式的非营利性组织，也需要通过‘申吉’来推广他们提倡的某种目标。而吉尼斯是一项比较有意思的挑战活动，公众对它也很感兴趣，需求是产业产生的基本条件。”
但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刘平教授表示担忧：“在市场经济下，挑战极限往往被经济利益利用了。为追求稀缺的市场意义，这种挑战越来越具有人为的、刻意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式“申吉”中某些地方政府的介入，纳税人的钱被投入了这项活动中，有专家认为，这是资源的浪费。既然这么“青睐”孩子，为什么不能把金钱和精力投入希望工程中去呢?
深读??
中国人为何好“大”喜“多”
中国人对“多”和“大”的嗜好，不仅仅体现在“申吉”的思路上。从小学起，我们的课本上就一度这样宣传：“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等我们长大后才清楚：地大不等于物博———中国恰恰是资源贫瘠的国家之一；人口众多，则把排名第4的GDP拉到了人均第112位（2006年数据）。
今天，我们身边的大家伙就更多了。比如，为“××献礼”的大型晚会、合唱会、集体舞，参与人数之多，几乎每个都能创造世界纪录；被著名学者和公众再三诟病的大广场、大马路，在修建时丝毫不考虑花了纳税人多少钱；还有什么“亚洲第一、世界第×”大的机场和火车站，进出口多得绝对让你找不到北。
“大”和“多”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就是“高”（我们树典型也喜欢“高、大、全”），这主要体现在喜欢造出什么高楼、什么电视塔上，但拼命“拔高”，丝毫不考虑城市建设规划，一位建筑大师称，过多高层建筑的出现，会导致空气污染、对流不畅、灾难救援等诸多问题。
但这些面子货，恰恰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潮流。追溯其根源，泱泱大国自古就喜欢这样的“气势”，到了“文革”发展到最高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从现实上看，部分地方政府依然偏好于此。打开某些地方的官方网，你会发现：“成功组织大型活动”、“建造了能容纳XX人的大广场、大剧院”，往往成为说明其地方“实力强悍”的重要手段，并可能为地方官员升迁铺平道路。所以，我们谓之“政绩工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在我们重视“大”和“多”的同时，往往却忽视了对精巧和先进的追求。但很明显，后者的作用要大于前者———就像大砖头般的“大哥大”功能不如掌中宝手机一样,虽然有些暴发户喜欢用“大哥大”炫耀自己的地位。所以，一些社会学家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好大喜多”的心理时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暴发心态，而背后折射出的是不自信，拿不出精品和实力，只能以大、多吸引眼球。”
一度热播的《大国崛起》，应该给我们启示。那些崛起者，没有走人海战术和“大规模”路线。尤其是曾统治半个地球的英国，以及经济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日本,科学、技术、教育是他们的强国之路。而在英国发祥的吉尼斯精神，本是种追求极限、挑战自我的精神，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想想：把活动搞大、人数搞多，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