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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4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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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大学时，阮恒辉教授和钱乃荣教授追逐着让我专攻“沪语”研究。也许是在大学新生联欢会上我一口的“土话”吸引了阮教授，他专门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并把专门研究吴语的钱教授一起请来，详细问了我的出生地，最后告诉我“你的家乡是中国唐朝和宋朝海岸线的交叉点，是吴语发生、发展的集中地，你从小在那里长大，具备了研究正宗吴语的语音条件，我们两个都希望你朝这个方向发展，将来招你读研究生”。可惜的是，那时还做着文学梦想的我，并没有领两个教授的情，就轻易让机会溜走了。人生就是这样，一瞬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我也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接受两位教授的青睐，我今天也许在某个大学的讲台上正教授着《现代汉语》的课程，活得也许更纯粹。
关于上海话，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因为我读大学时说的“上海话”是带有“口音”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张口，后来就改说普通话，有人嘲笑过我，说我以前是“**人”，现在是“外地人”，因此，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正宗上海人，但在我的生命血液里，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去了一趟外地，因为我不愿喝酒，餐桌上受了一次刺激，一个貌视彪悍的男子斜着眼看我，说“上海，没汉子”，我当即把酒泼到他脸上，之后我就改做了“上海人”。
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一个老外的话，好像说“中国只有一座城市，那就是上海”，我想老外说的无疑是解放前的中国，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是外国人的上海。从这个角度，才理解了王家卫、关锦鹏、李安们为什么一直拍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今天，他们眼中的电影是国际化的。在外国人眼里，上海依旧还是那个“老上海”，那个十里洋行、有跑马厅的上海，这说明上海这座城市的外宣需要进一步提升。就拿电影来说吧，美国纽约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纽约，而是全世界电影人的纽约，那些震撼世界的大片取景都取在纽约，据说纽约市ZF专门有一个机构，帮助世界各国的电影人在纽约拍片，无论是历史上的纽约，还是今天的纽约，都是世界的纽约。这就是上海的悲哀。
我们不说上海在老外眼里的印象，中国人眼里的上海又如何？曾经有一个外地朋友很形象地说上海人，一个老头手里提着两条小鲫鱼，邻居问他今天吃什么？老头把小鲫鱼高高举起，说“今天吃海鲜”。这就是内地人眼里的上海人，他们对上海人的印象，基本上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银幕上。这更是上海的悲哀。
网络上曾热议“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其实就这个话题本身是很没有意义的，有文化如何，没有文化又如何？但透过这现象，让国人了解今天之上海，倒是很有必要。我曾操盘了一出话剧《杏花雨》，滑稽演员钱程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问他，上海的滑稽戏为什么不能像相声一样走进央视的春晚？钱程说，主要是听不懂上海话。我想，听不懂是一个问题，方言本身就有局限性，但其他地方的方言观众就能听懂吗？好像也不是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我想，关键在于上海人小器，小器是上海人流淌在血液里的气质。以前说上海人小器，主要是指处理物质上的小器，但我今天要说的是精神内里的小器，说的好听一点，是上海人比较内敛、不喜欢张扬，说的不好听就是上海人缺乏开拓、比较保守。就拿上海话来说，上海话本来是上海人的优点，但如今却成了某种缺点，百年外来文化的侵袭，上海母语文化这个童养媳很不幸地与难民文化通奸，又被租界里的洋鬼子操弄了几回，遂成海派大杂烩，结果“洋泾浜”就成了某种代名词，其实“洋泾浜”最早也不是上海本地人发起的，而是外地打工仔为了谋生发明的一种语言，被上海本地人吸纳，久而久之就成上海本地人的东西。海纳百川这四个字，是上海文化的一种象征，上海人从来就没有坚持过自己本土文化，而是拿来主义，集外来文化之大成，演变为自己的文化，而对母语文化，总是小心翼翼，像个童养媳，几个人唱小堂会自娱自乐，从来不登大雅之堂，也不敢吆喝几声。
想起了沪剧《阿必大回娘家》里的剧情，婆婆起初叫童养媳的名字“必大、必大”，没人应，她就大喝一声“死货色”，必大便“哎”的一声，应声出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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