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南斯拉夫 張維為
我是1986年7月以英文譯員的身份陪同總理訪問南斯拉夫的。我們的專機一早從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起飛，不到一小時，就抵達了貝爾格萊德上空，從飛機往下俯瞰，說句老實話，我們驚訝了，下面是是寬敞的高速公路和無數飛速駛行的轎車，還有點綴在青山綠野中的一棟棟橘紅色房頂的小別墅，從經濟窘困的羅馬尼亞來到繁榮富裕的南斯拉夫，這個反差太大了。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謝黎是位資深的外交官，非常簡明扼要地給我們介紹了南斯拉夫的情況，他說“可以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來概括南斯拉夫”：一個國家、兩種文字（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種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馬其頓語、斯洛文尼亞語）、四種宗教（東正教、天主教、耶穌教、伊斯蘭教）、五個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馬其頓、黑山）、六個共和國（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波黑、克羅地亞、黑山、馬其頓）、七個鄰國（阿爾巴尼亞、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奧地利、義大利）。
當時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積已達18平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輛轎車，市場看上去很繁榮。但繁榮的背後已經隱藏了危機，如通貨膨脹、政治權力過分下放等。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幾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國防的權利。鐵托總統1980年5月4日去世後，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實行了國家元首集體輪流的做法，結果無法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六個共和國都各自為政。鐵托生前的經濟政策也有嚴重的失誤，他總想對各個共和國一碗水端平，沒有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高效的國內市場。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後來對我說，鐵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爾維亞要建一個鋼鐵廠，那麼其他幾個共和國也要建一個，結果在南斯拉夫境內建了一大批經濟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廠”。
回想起來，當年鄧主席反復強調中國要搞兩個開放，一個是對內開放，一個是對外開放，以及兩個市場，一個是國內市場，一個是國際市場，這是極富有遠見的。所謂對內開放和國內市場，就是建成一個巨大的、統一的、高效的國內市場，並以這個市場為後盾與國際市場對接，這樣中國就有了自己的實力和本錢，也有了國家統一的堅強經濟基礎和制度構架。中國現在雖然還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護主義，但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中國最終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回想起來，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經非常開放。兩國總理舉行會談的聯邦大廈（1999年被北約導彈擊中）一樓大廳，佈置的像一個現代藝術博物館，展示了一批大幅的現代派繪畫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間內展示抽象藝術品，給人一種天馬行空的視覺震撼，但整個氛圍還是渾然一體、氣勢磅礴。南斯拉夫總理米庫利奇為中國貴賓舉行的歡迎宴會，沒有選在國賓館或五星飯店，而是選在當地藝術家、詩人和小資最喜歡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當於上海今天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什刹海，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這麼時尚的地方。
宴會在一個叫做“三頂草帽”的酒吧餐館舉行，雙方都沒有正式的發言，大家圍著幾個長長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產的葡萄酒，吃地道的貝爾格萊德風味牛排，還有一位留著小鬍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樂隊，邊彈邊唱，為我們助興。歌手唱了許多愛國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頌》，坐我邊上南斯拉夫一位外交官對我說，1980年鐵托逝世後的那些日子，無論你走到哪里，人們都唱這首歌，廣播電臺也不停地播放這首歌，“我們一定要團結，這是鐵托總統生前的囑託”。
小鬍子歌手還為我們談唱了一首他自編的歌，名字叫《歡迎遠方來客》，歌詞大意是：“貝爾格萊德的心臟跳動起來了，因為我們迎來了遠方偉大國家的友好使者。在這動盪的世界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但來到這兒的都是好人。歡迎你們，這裏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願。有詩人說過，友誼和愛情開花的地方，就是貧窮和寂寞死亡的地方”，塞文翻譯是個中文說得很好的小夥子，把歌詞譯得恰到好處，像一篇美麗的散文，把我們的晚宴的氣氛推向了高潮，大家起立舉杯共祝“中南友誼萬古長青”。說句老實話，我們這代人，都有某種南斯拉夫情節，我們都看過《瓦爾特保衛塞拉熱窩》，都知道南斯拉夫遊擊隊抗擊德寇英勇善戰，都知道毛主席主席說過：鐵托像鐵一樣硬。同樣，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國紅軍的萬里長征、知道毛主席和鄧主席。
後來我們又啟程去訪問斯洛文尼亞，這是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緊鄰奧地利，下榻在鐵托生前居住過的官邸。我問飯店的接待員，您是南斯拉夫什麼地方的人，她給我一個燦爛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意識到這是南共長期教育的結果，大家只說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說是哪個共和國的人。這和中國不一樣，在中國，你可以說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國人，但“南斯拉夫人”這個概念是需要培植的。後來的發展證明：南共長期的政治教育敵不過民粹主義者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大使沃克維奇曾對我說，“現在回想起來，鐵托在世時，大家對南斯拉夫的認同還是很強的。如果鐵托能夠多活幾年，也許我們就可以完成與歐共體的談判，使整個南斯拉夫作為一個整體加入歐盟，這樣後面的國家解體和戰爭，大概都可以避免了。當然，現在一切都已無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體首先由經濟危機引發、持續的通貨膨脹，最高時曾達到2400%，人民生活水準急劇下降，各種罷工事件不斷。1988年開始，米庫利奇政府已有點風雨飄搖。接替米庫利奇的是馬爾科維奇，他對南斯拉夫的問題把握得比較到位，他後來曾這樣回憶：南斯拉夫當年的政策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市場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沒有進行更為徹底的市場改革。二是整個南斯拉夫的經濟變成了“契約”經濟，不是那種根據市場經濟規律形成的“契約”，而是根據一些政治原則，通過行政手段達成“自治協議”。工人和管理階層之間、共和國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企業之間的都有各種協議。一旦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影響一大片，甚至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運作。這種聯繫不是有機的、市場的，而是人為的、行政的，其離心力甚至大於向心力。
在西方推動的“民主”浪潮衝擊下，南斯拉夫整個知識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而這種話語的核心是一個天真的夢：只要採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一種激進的革命氣氛迅速形成，南共聯盟的地方黨部也先後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紛紛推出了一個比一個更為激進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亞共盟於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結束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之後整個政治局勢的演變得一發而不可收，聯邦政府和南共聯盟的中央機構被完全架空。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在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一定會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一般民眾和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JIESHE法》，正式實行多黨制，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佈duli，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
第一個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duli的是德國。儘管多數歐共體成員還有疑慮，他們的疑慮不是因為他們贊成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而是認為從歐盟有關法律文件來看，宣佈duli的克羅地亞在人權問題上，還沒有能力保障當地少數民族（塞族）的權利，造成了20多萬塞族人遷徙塞爾維亞的難民潮。但德國以歐盟應統一對外為由，遊說歐共體成員承認這兩個國家的duli。我後來問過塞爾維亞的一位資深外交官，怎麼解釋德國如此熱衷於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duli。他認為，剛剛實現了統一的德國要重建其勢力範圍，斯洛文尼亞是其近鄰，而克羅地亞在二次大戰期間是德國的傀儡國。不管這個觀點是否站得住腳，但歐洲大國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原則、犧牲別國的利益，則是毫無疑問的。
我對德國一般有好感，因為德國對二次世界大戰做了認真的反省，這與日本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在南斯拉夫解體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德國的行為是極不負責任的。即使南斯拉夫這個國家應該解體，也不應該用這種打開潘朵拉盒子的方式來解體。但德國也好，整個西方也好，很少顧及別人利益。當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在德國和西方的支持下獲得duli後，南斯拉夫境內的戰爭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場接一場發生，最終導致了20多萬人喪生，無數致殘，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創下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
當2007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在總理府會晤Dalailama、的時候，當2008年西方媒體幾近瘋狂地為ZD叫好的時候，當不久前法國總統薩科奇又會見達賴喇嘛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是：如果中國某一天自己內亂了，最終導致TD、ZD、JD勢力氾濫的話，美國、德國、法國，乃至整個西方都會出來承認，他們一定會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什麼人權啊、民族自決權啊。實際上他們內心深處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情節：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放大了幾十倍的東德。他們不瞭解，也不願意瞭解中國人在自己的歷史上經歷過多少動亂，每次動亂又導致多少家破人亡。他們不理解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如此珍惜自己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不願意去相信現在是1949年以來中國人最好的時候，更不願意接受中國人走自己道路的堅定決心。當然，中國不是前蘇聯，也不是前南斯拉夫，他們這種願望註定是要落空的，鄧主席早在1982年就擲地有聲地說過：“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整整20年後，我又踏上了舊地重遊的征途。我是2006年7月從克羅地亞的首都薩格裏布坐長途大客車進入那個曾令我心動的貝爾格萊德，就在中國迅速發展的20年中，塞爾維亞卻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災難，特別是科索沃危機引來了北約的密集轟炸。我抵達的貝爾格萊德長途汽車，仿佛是20年前中國一個縣城的汽車站，人聲鼎沸，塵土飛揚，賣票的地方人山人海，6、7個人走過來拉我坐他們的計程車，還有要求換外幣的。但出了車站，貝爾格萊德還是那麼一種大都市的氣派，寬闊的街道，漂亮的歐式建築，遍佈城市每一個角落的咖啡館，衣著得體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櫥窗和擺設給人感覺已經大大落伍了，還有北約轟炸留下的許多殘垣斷壁。
我把行李放在旅館，要了輛計程車趕往那家令我難忘的“三頂草帽”酒吧餐館，好像哪個地方也保留了我青春的一部分，儘管那只不過是一場獨特的晚宴。我碰到了飯店的老闆，一說起20年前的事，他說，“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父親時候的事”。於是他進入內屋，從一個紅色的大櫃子裏拿出了厚厚的貴賓簽名冊，並很快找到了當年鐵托的簽字。指著鐵托的筆跡，他感歎：“老頭子來這裏吃過好幾次飯，他是我們最懷念的人。老頭子死了以後，我們的國家就每況愈下”。他還說，“從整個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們最好的日子”。他不無遺憾地說，“鐵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選不出鐵托，卻選出了米洛舍維奇，最後國家都垮在這些政客的手裏了”。他還憤憤不平地說，“你看，現在科索沃又要duli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你只要想一想這20年塞爾維亞人所經歷過的大災大難。但他最後還是笑著對我說，“經歷過戰爭的人都喜歡一句話：‘不管怎樣，我還活著’，活著就應該感到幸福”，他舉起手裏的杯子，和我一起把那苦澀的塞爾維亞啤酒幹完了。
我那天還在旅館裏碰到一位剛從上海回來的塞爾維亞電器商人，他說，“你們上海日新月異，每半年出版一張新的上海地圖。我們這裏是每半年換本護照，先是南斯拉夫護照，後來是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護照，現在大概又要變成塞爾維亞共和國護照了，因為黑山共和國幾天前也宣佈duli了”。他的感歎真是一語道出了中國與南斯拉夫兩個國家在過去20年的不同命運和滄桑。
從貝爾格萊德坐車去波黑共和國，邊界檢查很嚴，波黑的員警把塞爾維亞人當賊看，我們車上有4個塞族人，員警把他們的證件看了又看，然後要他們下車，打開每一件行李。整整耗了我們1小時40分鐘，那種種族仇恨顯然尚未消退。邊界哨所掛著波黑的國旗，也掛了歐盟的旗幟，可見歐盟的影響不小，這裏使用的也是歐元。車沿著山路不停地轉，終於在黃昏時分，看到山下一大片城區，無數清真寺的高塔，我知道薩拉熱窩到了。
走進薩拉熱窩老城，一派古色古香、熙熙攘攘，人們似乎已經忘掉了戰爭的陰影。其實戰爭的陰影還是揮之不去，給我當導遊的波黑姑娘尼娜，一講到她經歷過的波黑戰爭，眼圈就紅了起來，指著對面那個山頭，“炮彈就從那個地方打過來，落在下面的那個小鎮，我叔叔全家四人被當場炸死”。戰爭留下的殘臂斷垣還歷歷在目。老城許多商店都出售用炮彈殼和子彈殼做的工藝品，我買了三個子彈殼，上面刻了三種不同的伊斯蘭花紋圖案，我問店主，這些圖案是什麼意思，他說：一個是和平、一個是幸福、一個是愛情。我突然想到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祈求的不就是這麼三個願望嗎？但世界上總有人以各種名義要去剝奪人民的這種願望，甚至不惜付諸武力。波黑一位學者對我說，“千萬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在鐵托時代，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我走進老城的一家畫店，裏面居然四分之一的圖像都是鐵托。我問店主人，一個滿臉皺紋的長者，“您還是非常尊重鐵托”？他說，“那當然，一個真正為老百姓做事的領袖，人民永遠銘記他”。
在克羅地亞也可以看到戰爭留下的痕跡。戰爭還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大量尚未爆炸的地雷，至今仍然威脅著人民的生命安全。克羅地亞人仇恨米洛舍維奇，“我們打了六年仗，死傷人數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數字，我們的生活水準，至今還沒有恢復到南斯拉夫時期的水準。”克羅地亞朋友K君對我說。當地的報紙稱已發現了138個大型墳地，埋的都是戰爭中被塞族打死的克族人，但我無法核實。我們路過了薩格裏布的大教堂，禱告者無數，教堂人滿為患，K君對我說, “經歷了戰爭，人人心裏都有陰影，不少人都鬱鬱不樂，大家都想從宗教中找到更多的安慰，但是儘管信教的人越來越多，我國的自殺率還是世界領先”。
晚上，與K君夫婦共進晚餐，他們說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國，包括最早duli的斯洛文尼亞，聲望最高的政治家至今仍是鐵托。我問，“你們懷念鐵托，主要懷念他什麼？”K君說，“懷念那個時候的和平和懶散，懷念那個時候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帶薪休假。鐵托那個時候，除了上街遊行會有麻煩，其他你什麼都可以做”。他夫人補充說，“還有鐵托的個人魅力，現在的領導人無人可比，他是一個非常有自尊和個性的共產黨領袖，他抽雪茄、住別墅、帶瑞士名表”。K君狡黠地一笑：“還有他和那些漂亮女演員的故事”。分手時，K君給了我他最新的名片，我注意到，上面電子郵件位址用的是南斯拉夫yu的功能變數名稱。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納，我和科索沃電視臺的總經理A君談天，他自己在貝爾格萊德念的大學，“我當時最好的朋友都是塞爾維亞人”，他對我說。“但是後來米洛舍維奇搞大塞爾維亞主義，我和我夫人是阿族，我們就失業了。這種迫害甚至涉及到了孩子，塞族孩子和阿族孩子天天打架，最後只好分開，上不同的學校，等於是種族隔離”。他還告訴我，自己一次攜夫人去馬其頓辦事，返回科索沃的時候，“守衛邊境的塞族員警禁止我們入境，我們只能在邊界宿營，整整等了三天三夜”。在科索沃開車旅行，不時會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納的山坡上還有漫山遍野的墳墓，“這場戰爭，我們每個家庭都有失去的親人，所以恢復塞族和阿族的和諧已經不可能了”，他歎息地對我說。
我們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鎮寺、東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A君說，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處。不遠處還有一個紀念碑，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組成，他告訴我，“這是紀念鐵托生前最後一次訪問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徵了阿族，塞族和其他民族的團結，當時，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處的模範省”。我認識不少塞族人，也認識不少阿族人，這兩個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待人熱情洋溢，和他們交朋友很容易。如果有個能夠主持公道的好政府，這兩個民族完全可以和睦相處，但是在民粹主義政客的煽動下，一個民族和睦相處的模範之省很快就變成了民族仇恨與廝殺之地。
與塞爾維亞人討論這個問題，他們都強調外部勢力的干預導致了危機。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對我說，“科索沃當時的所謂的‘解放軍’，殺害了很多塞族人，在1998年以前，美國自己還把這個組織列為恐怖主義組織，但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國改變了政策，向這個組織提供大量物質支援和人員培訓。國際政治中有多少正義？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他很肯定地對我說。現在科索沃在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的支持下已經正式宣佈了duli，但塞爾維亞、俄羅斯和世界上多數國家尚不承認，這也意味著這場南斯拉夫分裂引發的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
在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我碰到一位60多歲的作家，他說，“當年整個東歐都羡慕我們南斯拉夫，他們搞得是死板的計劃經濟，而我們這裏美元可以隨便兌換，房子可以自由買賣”。這位作家還見過鐵托，“當時鐵托已近80歲，但紅光滿面，身體看上去很硬朗。他喜歡爵士樂，喜歡富裕的生活，不過他也想辦法使他的老百姓富裕起來”。我們的話題轉到了馬其頓政治。他說，鐵托有政治誠信，而今天政客最缺少的是政治誠信。“我們這裏喜歡拿政客開玩笑”，他說。“我們最新的笑話是：我們的總理去布魯塞爾要求加入歐盟。歐盟對他說，你們必須建立一個100%的民主體制。我們的總理回答，沒關係，我們已經建立了超過110%的民主體制”。他說馬其頓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馬其頓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的關係，現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說不定哪一天，他們要求和科索沃合併呢。這樣的話，我們的國家則要解體了”。前南斯拉夫地區就是個潘朵拉盒子，一旦打開，就問題沒完。科索沃人擔心“大塞爾維亞”，馬其頓擔心“大阿爾巴尼亞”，而在隔壁的希臘，人們擔心的是“大馬其頓”。
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情況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西方有不少人盼望中國也會出現類似南斯拉夫這樣的解體，但他們這種願望是不會實現的，因為維護國家統一是13億中國人的一個堅定信念。另外，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數百年積弱積貧的局面，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可以搞垮中國。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和最大的經濟體，這種大勢對於確保中國的繁榮富強和長治久安將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不過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我們還是需要深入思考南斯拉夫解體的前車之鑒，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從而使我們的崛起過程更加地清醒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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