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 男子双户口在北京1.3亿买房109套已升值5倍 北京, 户口

一嘉人

两桩合同纠纷案的多份法律文书显示：7年前，一名山西年轻人以自己的两个身份证，在东城区和平里花近1.3亿元买下锦鸿阁小区B座的109套房子。
　　109套房子的出资人是他父亲杨三俊曾是山西洪洞县的煤矿主。开发商称，他出资以儿子名义买房是不想太显眼。如今，这109套房子已经升值4倍。
　　案中内幕
　　7年前近1.3亿买房109套
　　数日前，一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移交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二审审理。
　　原告杨文婷称，2006年至2007年，他与北京金政房地产公司签约买房，且已收房多年，但至今金政房地产公司不肯与他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不协助办理产权证，为此起诉，要求确认买卖关系有效。
　　　涉案房产是锦鸿阁小区B座一层、二层的11套商业用房。但案件材料显示，杨文婷在锦鸿阁B座买的房产共有109套，相当于多半栋楼。金政房地产公司称，杨文婷买房时，支付的总金额为12867.6267万元。
　　开发商“揭发”购买者有俩身份证
　　杨文婷的出生年份分别显示为1986年和1989年，具体的月份和日期也不一样。
　　如果后一身份是真实的，杨文婷2006年以近1.3亿元巨资买房时，只有17岁。
　　买房过程
　　买主父亲实际决策并出资
　　围绕着这109套房子，开发商金政房地产公司和代理销售商北京百富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之间几年前也打过官司。
　　代理销售商为了证明109套房产是自己的销售业绩、应当获得销售提成，开发商为了证明房子是自己独立售出与代理销售商无关，各向法官提交了大量证据。通过了解案情，记者梳理出109套房产的销售过程。
　　杨文婷，男性，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人。他的父亲杨三俊，是109套房产真正的出资人和决策者。
　　诉讼期间金政房地产公司的代理人张玉为称，“山西大客户”根本没去过售楼处，而是直接找了金政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很重视，直接让他去接洽。
　　“2006年元旦刚过就开始谈。女人街有个上岛咖啡店，谈判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他说。
　　当时代表杨三俊洽谈买房事宜的，是一个叫李子豪的人。李子豪在仲裁期间表示：“我们在北京开了公司，到处看楼盘，找可以经营的房产。我在公司做副总，是职业投资人。”
　　张玉为说，2006年大半年，他都在跟进这件事。当年1月底，杨三俊亲自来到北京和张玉为谈。他说自己买房不是为了住，而是想改造成酒店经营。于是，张玉为介绍了一个做酒店管理的朋友帮忙。3月初，杨三俊决定在鸿锦阁买房。
　　张玉为说，杨三俊等人很关心进度，甚至在售楼处设了办公室。最初杨三俊没想好是买B座整栋楼还是半栋楼，当时他要求百富行公司的人先开盘卖A座的房子，B座等他想好后再对外卖。后来等到6月份，实在等不下去了，B座才开盘。
　　买房时用俩身份年龄相差3岁
　　诉讼期间金政房地产公司表示，房屋买卖协议是2006年5月中旬公司派人到山西与客户签的。
　　厚厚一摞房屋买卖合同和公证书，被开发商作为证据交给法院。记者注意到，这些买卖合同是杨文婷和其他45名洪洞县人分别签署的，其中杨文婷亲自签约购买的只有14套。
　　而公证书正是为了确认杨文婷在“借名买房”这个事实。杨文虎、杨文英等45人承认，虽然自己是名义上的购房人，但房款是杨文婷家出的，所有权归杨文婷享有，并授权杨文婷代办一切购房手续。
　　2006年北京市尚未限制非北京户籍人口购房，杨三俊为什么要以儿子的名义向老乡“借名”购房？
　　开发商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解释，“他觉得自己买那么多房子太显眼。”
　　房屋买卖合同和公证书，也证实了杨文婷有两个身份证的事实。
　　房屋买卖合同中记载的杨文婷的18位身份证号码，与公证材料中记载的18位身份证号码相对照，其中的出生年份、月份和日期完全不同。前者的出生年份为1986年，后者为1989年。两个身份证号码的最后4位数字也完全不同。
　　杨文婷的两个身份证，出生日期为1986年的是一代证，出生日期为1989年的是二代证。一位户籍民警表示，由于杨文婷的一代证已是18位号码，即使“一代换二代”，身份证号码最后4位一般也不会变。
　　房产现状
　　所购房产7年房价涨4倍
　　记者了解到，锦鸿阁B座的待售房屋均为精装修。
　　杨家所购房屋，系分多次购买。在案材料显示，杨文婷所购房屋，只有13套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其余的都是建筑面积在62至78平方米的小户型。
　　在买房期间的邮件沟通中，杨家已经提出，商业用房要有燃气管道和烟道，普通房间改造后都要有卫生间等。
　　　记者了解到，杨家买房时，锦鸿阁的住宅单价约为1万元/平方米。如今，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告诉记者，锦鸿阁的住宅单价已涨到5万元/平方米。
　　“这个地段的房子，都是这个价位。锦鸿阁的房子尤其不好买到。房源少，只能‘碰’。一共只有A、B两座，B座多半栋都被人买走盖酒店了。”他说。
　　房主调查
　　房款出资人曾是山西煤矿主
　　杨文婷的父亲杨三俊，出生在洪洞县山头乡曹家沟村，曾任曹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多年。
　　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有6个被杨文婷“借名”的人住址在曹家沟村，其中包括杨文虎、杨文英两个“文字辈”。
　　山西是煤炭大省，洪洞县煤炭资源丰富。杨三俊在曹家沟村开矿，获利颇丰。
　　成为富翁后，杨三俊多次获得当地ZF表彰，曾当选洪洞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03年，杨三俊作为矿主的曹家沟5号矿被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评选为先进集体。
　　瞒报6人死亡矿难一度被抓
　　但就是这个“先进矿”，让杨三俊栽了跟头。2008年9月23日，曹家沟5号矿发生因井下炸药燃烧导致6名矿工窒息死亡的事故。矿方趁夜深无人，把尸体秘密转移。
　　　洪洞县百万人有俩“杨三俊”
　　记者了解到，在洪洞县的近百万人口中，户籍登记显示有两名叫“杨三俊”的男性。
　　两个杨三俊，其中一个户籍地在曹家沟村××号。
　　昨天下午，记者从洪洞县城租车出发，到60余公里以外的曹家沟村探访。
　　记者沿途所见的村舍极为破旧，很多连窗户和门框都没有。而曹家沟村明显比其他村子富裕，家家都是独院，装修讲究。
　　司机告诉记者，这是村里有煤矿的缘故。
　　当地村民证实，杨三俊、杨文婷父子都是曹家沟村人，父亲杨三俊曾投资、成立曹家沟5号矿和以洗煤为主要业务的三兴煤焦公司，住址正是记者之前了解到的户籍地址。
　　另一个杨三俊，户籍地在洪洞县城内车站街××号。
　　奇怪的是，北京法院作出的判决书显示，杨文婷的身份证住址和后一个杨三俊的户籍地址完全一致。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在洪洞县，叫“杨文婷”的男性只有一人。而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同名的父亲。
　　记者通过网上地图确认了洪洞县城内车站街的大致位置，但实地走访发现，这条街已更名为“古羊路”。
　　街道两侧几乎都是二层或三层的矮楼，一层被用来开店铺。店主说话南腔北调，很多人表示，根本没听说过城内车站街这个名字。
　　街道门牌派出所民警也弄不清
　　记者拨打洪洞县公安局值班电话询问。值班人员让记者联系负责火车站区域的大槐树镇派出所了解情况。
　　大槐树镇派出所民警向记者确认，城内车站街就是洪洞火车站以南、金福圆酒店以北那条全长大约500米的南北向道路，如今它已经变成古羊路的其中一段。
　　但这条街道，沿街建筑包括居民楼在内均无门牌号码。记者以找亲戚为名，向大槐树镇派出所民警询问杨三俊的户籍地址所在，民警让记者联系位于洪洞火车站西侧的车站派出所。
　　在车站派出所，值班人员对记者说：“您真是把我难住了。那条路4年前就改名叫古羊路了，所有的门牌号码都变了。您说的那个地址，我也弄不清在哪儿！”
　　居民证实两个“杨三俊”是一人
　　记者回到“城内车站街”，一路询问。当地居民纷纷表示，因为洪洞县不大，大家找人的方式都是“先让对方到某个标志性建筑，之后再电话联系告诉怎么走”，因此门牌的用处不大，即便是原先的门牌变更前，大家也不记自家的门牌号。
　　在记者的追问下，几位当地居民才回忆起自家的门牌号码。但关于门牌号如何排列，哪一侧为双数哪一侧为单数，众说纷纭。
　　最终，一位开食品店的老者告诉记者，他认识杨三俊。他告诉记者，他以前确实住在这条街上。
　　店老板说，他是洪洞县本地人，以前开理发店，后来因为对染发剂过敏才改行，“他家离我这里不远。他常来我这儿理发。每次都是走着过来。”
　　他还告诉记者，杨三俊曾在曹家沟村开煤矿，但由于近些年国家对于煤矿管理越来越严格，私人煤矿纷纷关闭，杨三俊的矿也被“公家”收购。“现在很少看见他。听说他做别的生意去了。他家人也跟着去了。”老人说。

　　两个身份证 杨家律师没否认
　　　她否认杨文婷有两个身份证号码，也否认杨三俊拥有两个户籍。但当记者表示希望直接向杨三俊、杨文婷本人核实情况时，她却称“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的电话”。
　　一人多身份易逃避法律责任
　　今天上午，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法官赵玉东表示，一个人拥有多个户籍或身份证，最大的“好处”是容易逃避法律责任。
　　按照国家规定，每个人只有一个户籍，一个身份证。它与个人的房产、汽车、存款、股票等财产信息相对应，也与以特定户籍或身份证为基础作出的各种民事行为相对应。
　　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时，通常会以户籍或身份证号码作为线索进行查询。如果一个人有多个户籍或身份证，且有关部门意识不到多个户籍或身份证的存在，只调查其中一个的话，当事人很容易逃脱制裁或转移财产。
　　有法律风险 财产权属存疑
　　赵玉东表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构成犯罪，即使情节不严重也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如情节严重最高刑期为7年。使用买来的假身份证，同样构成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
　　对于一人有多个户籍的情况，如当事人利用多个户籍进行违法行为或逃避法律责任，则应根据具体情节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他说，多个户籍或身份证，对当事人本人也有法律风险。
　　“比如109套房这个案子，买卖合同上写的身份证号和公证材料上的身份证号不同，如何确定两个杨文婷是同一人？如果当事人自己无法证明，房产的所有权归属就是存疑的。一旦房主身份被否定，影响巨大。”赵玉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