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读书】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 读书

伊万豆夫

作品介绍　　“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次女章诒和回首往事，并以此书献给已在天国的父母。

书中描述史良、储安平、张伯驹、聂绀弩、康同璧、罗隆基等的起落沉浮，由诸多片断入手，组成一个个悲壮的场景，仿佛是一幅壁画，浓彩重墨间呈现出历史的真、人生的幻梦……

　　 《往事并不如烟》

作者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个人。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驽，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者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深切的体验观察，出众的文学才华，刻画了当代几位著名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侧影。如此厚重的文学，实不多见。发噱处令人喷饭，艰厄时使人鼻酸，深刻处让人心灵震撼，相濡以沫时又令人眼眶湿润。既具较高的文学价值，又足称“以史为鉴”的教材。

伊万豆夫

作者简介
　　章诒和，女，1942年生，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生导师资格。为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主席、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二女（母为李健生），章儿时曾居于香港（湾仔与旺角亲戚家）三年，在培正小学读书，建国前随家迁到北京定居；1954年起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0年考进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大学时期（1963年）被下放到四川川剧团艺术室工作；1970年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并判有期徒刑20年（当时被划为右派），狱中诞下一女；1979年5月丈夫唐良友在成都因急性胰腺炎离世。同年秋天被判无罪释放并回北京，后在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室工作。1979年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并开始写作，2004年《往事并不如烟》出版。 　　现为退休作家、戏曲研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现居北京守愚斋；其兄章师明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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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被外界认为是建国以来中国大陆文坛最好的作品之一，兼具文学与历史价值，  《往事并不如烟》-
且在台湾、香港等海外华人圈引发强烈回响。但在大陆首先出版时多处被改动，其中有关对毛泽东的批评、反右事件的细节和等重要文字遭删除，一些重要人物以╳╳带过，3月时更被中共中宣部下令封杀（禁止重印，一同禁止重印的还有《中国农民调查》等，详见陈桂棣条目）。同年由异见人士丁东组织，在香港出版的《最后的贵族》无任何删改并经补充修改，台湾版更增加讲述其父的一章。据章诒和本人称，她因此书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但章本人对官方封杀皆一概不响应，甚至之前发行时的媒体专访都一一拒绝，只在她于同年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资料搜集时接受过《新京报》记者赵晨钰的电话采访（访问刊于该报同年2月6日）。 　　《往事并不如烟》是一本涉及真相的著作，但它涉及的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相。书中所描摹的每一个人都非人物史记似的有始有终，对人物的年经事纬也并不是拿着社会价值的尺度来丈量的。作者无意于揪出历史关节点上的硬伤来刺激读者窥看的欲望，而是更加着力于还原人物性格与命运的细节现场。确切而言，它根本不是一本多数人的历史，而只是一个人的历史。它不是旁观，甚至也不是见证，它只是亲历，是曾经  《往事并不如烟》
撕心裂肺的亲历，而今必须要用平静的笔写出来，所以更加耗费心神。章诒和在自序中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就会流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作为章伯钧的次女，尽管回忆是那样悲痛的事情，作者并没有被恩怨焚烧，她似乎已经超脱于善恶的评判，肩负的只是还原历史的使命，她将真真切切一点一滴的个人情感，落实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身上，她的情感是真实的，并且，她的情感也是理智的，那些与她有恩或有怨的人们因而显出无限的光彩。 　　而在2005年此著作由于内容有关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马连良也被中国当局查禁，印好的书不能发行。但讲述马连良的同名文章却在同年年末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成功刊出，且并收录在次年成功出版之《伶人往事》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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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受到大众和学者广泛肯定，《往事并不如烟》就已在非官方流通渠道和网络上广为流传，盗版数目更不可估量；2004年获国际笔会下属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本书亦在台湾获2004年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非文学类）与2004年度开卷年度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虽然民间的广泛肯定，但亦有左派学者对该书提出批驳，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于2004月10月31日下午在北航西门对面的乌有之乡书吧一个讲座，在最后网友提问时谈到该著作时，以理直气壮论调批驳当时右派「以金钱堆砌出来的着华生活」与「梦想变天的天真」，「他们天天反对党，这样他们成为右派，GCD反右皆为理所当然的」。并以矿难死者与之右派相提并论，把责任丢给章「我们的血泪谁去写，在矿井砸死60多人，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如烟》，他们一个人死了赔多少钱，生命都是有价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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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价　　沙叶新评价：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是多年以来未曾出现的令人震 《往事并不如烟》中章伯钧插图

撼又有极大美学享受的神品，虽是满腔悲愤的血泪文字，但又极具深刻的理性和明智的悟性，所以它不以泪水纵情，不以控诉释恨，而是在悲愤中道出所以，在控诉中追索原由，因而这些文字优雅的篇什，便具有文学的感染力，历史的穿透力。 以文学而论，它的文字纯熟，描写生动，细节丰富，对话精彩，塑造了史良、罗隆基、康同璧、聂绀弩、张伯驹等政治家和文化人的鲜明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余慕瑜评价：章先生厚重的文字传达的历史信息和情感记忆，和文字里渗透的丰富的历史细节，让人产生沉重的历史记忆。
　　当代评论认为此文本发噱处令人喷饭，艰厄时使人鼻酸，深刻处让人心灵震撼，相濡以沫时又令人眼眶湿润。该书拥有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叙事，巧妙的剪裁，严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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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
作 者： 章诒和
一、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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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⑴。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⑵。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三）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ZF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 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报”这四个字，父亲最终是用沈老（钧儒）写的，还是为母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YSXT。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⑶，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GCD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桃花岛居民

非常好的一本书。看章诒和的角度写的那段历史，让人辛酸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