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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神童”

谈及“神童”,不少人难免生出惊羡之意,于是便自然地与“成龙成风”联系在一起,恨不能自个家里就出一个“神童”,家道就此可走“鸿运”了,至少家门可添“光彩”了。“神童”无非就是一个“早慧”的小孩,在某些特定的长处上具有“神奇”的天赋之分,有较一般小孩未能具备的超长聪颖,当然这一般也少不了经过后天调教或点拨,才能真正体现出本有的天资。其实,这里头本不应该有“迷信”成分,可就那么一个“神”字,弄得似乎星宿下凡,不甚了得,人们对“神童”寄予厚望,好像人生的第一桶金就在他们身上。
     “神童”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除了天赋特长以外,其他并无异常之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都属人的自然本性,纯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天才”呱呱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和其他婴孩的啼哭并没有什么区别。“神童”的出现应属偶然,有些是生活环境“逼”出来的,有些是天赋使然,但不管怎样,关键还在于大人们如何来认识“神童”。“神童”需要大人来引导,需要社会来雕琢。
        沃尔•巴菲特可算是“神童”吧,他5岁就有做生意的细胞,孩提时代就精于投资,后来成为全地球都知晓的“炒股大王”,身价不菲,富可敌国。可他这样的世界名人也不忘公共慈善事业。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出了个童星秀兰•邓波儿,她的出众表演使好莱坞呈现了电影的大繁荣,这又唱又跳的胖姑娘的身影也在中国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神童”在中国也有,“自古英雄出少年”并非空穴来风。如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少年甘罗十二岁出使赵国,运用其政治见识,说动赵襄王,不费一兵一卒,为秦国赚取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河间之地,被秦王拜为“上卿”。又如作曲家聂耳自小聪慧,对音乐有着一种自觉的天份,有很强的辨声和模仿能力,加之勤奋,学会了多种乐器和谱曲,在以后投身革命洪流的岁月里,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如今由他谱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天在中国的上空回响,他与国歌同在。说到音乐,奥地利的莫扎特也是“音乐神童”,他自幼对音乐的领悟使他在十一岁那年一举成名,他创作的小夜曲等作品轰动了巴黎和伦敦,被称为“十八世纪的奇迹”。
        当然,走入歧途的“神童”也让人扼腕叹息,被王安石看好的方仲永幼年时还未开蒙就能指物作诗,但他的父亲却急功近利,把他当作发财的工具,使他过早沦落。在美国与秀兰•邓波儿齐名的童星朱迪•嘉兰也因主演《绿野仙踪》红极一时而过早承受商业化的巨大压力,严重损害了健康,终在她47岁那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神童”被发现后,也要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给予引导,而不是揠苗助长。如若过早的功利化、过度的商业化,“神童”只能被扼杀,像流星一闪而逝。
        在“神童”们的另一边,还有为数不少的孩子在父母遭遇不测之际,从小挑起生活重担,成为支撑家庭的顶梁柱,经历了困厄的磨练,以后又成了生活和事业的强者 ,他们身上是否也有那么一点“神奇”的魅力呢。
还有更多的孩子默默无闻,只为将来有一个普通的职业而满足,懂得不可能人人都能争当“英雄”,甘愿做一个在路旁为英雄鼓掌的普通人。这样的孩子,其心灵也是非常纯澈的,其生活境界一点都不逊于“神童”。
        追溯起来,不少革命家、科学家、文艺家等等,在他们的幼小年代,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天赋”的灵气,有的能体悟社会,有的能观察事物,有的能熟稔艺术,只是有些被大人发现,有些被大人视若无睹乃至不以为然,但他们在后天的不同环境里造就了自己,成长起来了。
       总括地说,对出众的孩子,就是那些所谓稀贵的“神童”,一定要悉心呵护,既不要过于惊异,也不要刻意雕琢,更不要视作“将本求利”的工具,拼血本开掘,企望在“神童”身上找到回报,相反,要尊重他们的心灵世界,守护他们的童年时代,要让他们同大多数孩子一样,有一份童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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