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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9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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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问题发聩振聋、令人警醒，有的问题则逼人直面、必须回答——比如“钱学森之问”，已经尽人皆知。“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晚年的钱学森，辗转反侧地思考这个问号，甚至当面向温总理提出这个问题。钱学森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如果说，当年远涉重洋毅然回国，是爱国，毕生主导“两弹一星”的研制，也是爱国，那么这个“钱学森之问”，更是一种爱之切、思之深、问之尖锐的爱国情怀。这种如焚的忧心，来自于一种大爱和深爱，来自于一种真正的忠诚。 由“钱学森之问”，想到另一个“问”，那便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耿飚之问”，而这一“问”，恐怕更为发聩振聋，更需要我们想一想，作出回答。
耿飚同志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记下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同志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同志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同志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GCD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耿飚之问，我们必须作出回答。“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值得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想一想——也许老百姓还“会”。这几十年，经济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从总体上有了大的提高，老百姓是看得到的，也是“见情”的。打江山，“打下来”，是一种合法性，那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搞上去”，也是一种合法性。所以才说改革开放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巩固和拓展了党执政的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还是“满意”、“拥护”和“赞成”的，即便我们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谅解，也会“求情”。
但也可能“不会”。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说党在执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面临着脱离群众这个“最大的危险”——这可是党的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之时向全党发出的警戒呵，而这个危险，在一部分党员身上，在一些地方的党群、干群关系上尤为突出。经济是搞上去的，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了呢——一是我们在发展中是否将公平和平等深深植于我们GCD人的价值追求和政策取向？另一个是小平同志33年前指出的“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的问题，在“搞上去”的同时，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好转了？此外，在一些干部中，“对群众诉求置若罔闻，对群众迫切需求久拖不决”，以至于“群众意见很大”的情况，难道仅是个别么？更不要说一些人的腐败堕落了。所以，老百姓“会不会为我们求情”这个问题，至少在一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仍然是个大问号。
“耿飚之问”是深刻的，是尖锐的，或许还是“逆耳”的，唯其如此，在今天尤其发聩振聋。让我们深深地想一想“耿飚之问”，以我们的行动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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