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拟规定使用录音制品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国家版权局网站3月31日发布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开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社会公众可以在2012年4月30日之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修改意见。 据介绍，自2011年7月13日正式启动的本次修订，是对《[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著作权[/url]法》的首次主动修改。一些法律界人士和著作权人认为，本次修改的最大特点是使《著作权法》更具实际操作性，对于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比如，本次修改增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范围和力度。但是，对于法定许可范围、侵权赔偿标准和著作权集体管理，一些著作权人认为修改草案和他们的愿望仍有一定差距。[b] 争议：法定许可范围[/b]
权利人担心范围过宽，专家认为要考虑使用者、传播者和公众的共同利益
一些著作权人认为，修改草案中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仍然过宽，[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不利于[/url]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打击侵权。所谓法定许可，就是使用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就使用其作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教科书编写出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等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
法定许可的本意是要促进作品传播，但在实际运作中，著作权人却因此丧失了获取报酬的权利。正如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比如，我国许多文摘类报刊大量转载、摘发他人的原创作品并以此牟利，但能够得到稿酬的作者少之又少；更有甚者，转载后不署作者姓名，或另外署上一个毫不相关的名字，这种侵权行为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在万余家报刊中，主动交纳转载稿费的不足10%。因此，有专家建议取消法定许可制度。
但国家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如教科书使用作品），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付酬[/url]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对法定许可制度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关于法定许可必须事先备案、及时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
有音乐界人士认为，修改草案中的第四十六条不妥，该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他们认为，这是“给侵权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但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李明德[/url]认为，权利人的理解并不全面，“打个通俗的比方，如果没有这一条，《青藏高原》就只能由李娜一个人唱，其他人都不能唱，这样就对吗？如果这样，广大词曲作者就无法通过扩大传播来获取更多收益了。”
“第四十六条有明确的前提条件，权利人要把四十六条和四十八条结合起来看。《[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著作权法[/url]》不是仅仅保护著作权人的法律，不能只从权利人的角度看问题，还要考虑传播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李明德说。
[b] 争议：侵权赔偿标准[/b]
提高标准“是个重要胜利”，但专家建议增加赔偿金额“最低下限”
对于[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侵权[/url]赔偿标准问题，修改草案第七十二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的，参照通常的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和通常的权利交易费用均难以确定，并且经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登记、专有许可合同或者转让合同登记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对于两次以上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应当根据前两款赔偿数额的一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认为，这是本次修改的一大亮点：“修改草案将赔偿金额从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并确定两次以上故意侵权者要赔偿一至三倍数额，这对于广大权利人而言是个重要胜利。”
李明德说，我国著作权保护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难以真正对侵权盗版形成威慑和遏制。因此修改草案加大赔偿金额很有必要。但他同时建议，应该增加处罚金额的最低下限，“否则100万元以下，1000元也是以下，100元、50元也是以下，不规定一个最低限额，比如1万元，不利于权利人维权。”
[b]争议：著作权集体管理[/b]
权利人担心“被代表”而难保权益，专家建议暂缓设立延伸条款
本次修改草案中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向[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非会员[/url]延伸的有关条款也引起不同解读，特别是第六十条和第七十条引起很大争议。按照这两条规定，即使权利人没有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报酬，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
一些权利人表示，他们很担心自己“被代表了”而又“难保权益受到保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唱片公司负责人说，按照这样的规定，权利人即使被侵权了也不可能发起商业诉讼，因为[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使用者[/url]只要向集体管理组织交了钱就不必承担责任。
国家[url=http://news.eastday.com/c/20120405/u1a6466738.html#]版权局[/url]在相关说明中表示，之所以制定这些条款，是为了解决“使用者愿意合法使用作品却找不到权利人的问题”。因此，借鉴了北欧国家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玉光曾建议“延伸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李玉光在提案中称，近年来音集协、音著协在开展卡拉OK和背景音乐收费过程中，都遭到了一些非会员委托商业机构向已交费企业发起的诉讼，而且法院判赔的标注远远高于集体管理组织的标准，导致部分会员要求退会而且寻求商业诉讼，扰乱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作品正常利用的市场秩序，还破坏了集体管理制度，给法院增加诉累，浪费现有诉讼资源。
李玉光认为，对拒不加入协会、执意通过诉讼维权的非会员，按照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判赔，既确立了集体管理组织收费标准的权威性，又体现了司法实践对待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和非会员司法公平，同时又能遏制非会员的商业诉讼。
但也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在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向非会员延伸其管理，未必有好处。李明德认为，现有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如何收费、如何分配、如何维护会员权益，这些都不透明，广大会员对其服务也很难说都是满意的。因此，他建议暂缓在修改草案中设立延伸条款。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