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城社区网〗's Archiver

Roger_yang 发表于 2007-11-23 10:06

原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是如何利用政府公信造房从而绞杀房产商的?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
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之别,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
居者有其屋计划
1963年9月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0%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员缴交5%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0%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我跟职总领袖讨论过这个计划,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必须克服落实计划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以兑现让每个工人都有机会拥有住房的诺言。因此,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个计划实施的情况,不时根据工资、建筑成本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变化进行调整。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都根据上一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建议加薪。我知道工人一旦习惯了有较多的工资到手,他们就会反对提高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因为公积金缴交率提高了,他们到手的工资就会减少。于是几乎每年我都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却使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仍然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样做,工人并不觉得痛苦,这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这条道路之所以走得如此顺利,是因为经济年复一年地高增长。由于政府兑现了诺言,通过让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公平分享成果,因此劳资关系继续保持和谐。
从1955到1968年,公积金缴交率都保持不变。我逐步提高缴交率,从最初的5%直到1984年高达25%,这意味着总储蓄率相当于工资的50%,后来减到40%。对增加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劳工部长通常最为热心,他因而促请我别把那么多钱归入公积金,我总是否决他的建议。我决心不让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福利开支。
土地调控政策
1961年,河水山一场大火,使占地47英亩的非法木屋区化为废墟,大约1万6000户人家顿时无家可归。过后我立即提出土地征用修正法案,规定任何非法木屋区发生火患后,即使木屋还在,政府也有权以无须包空的价格征购有关土地。在当时,这意味着政府所须付的仅相当于包空价格的三分之一。法案提出的时候,我说:“让任何人从这场大火中得益,真是罪大恶极。让人们从中获利,实际上是引诱拥有非法木屋的土地的人放火。”
过后,我进一步修订法令,授权政府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征用土地的赔偿标准以1973年11月30日的地价为依据。在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促使经济发展和土地价值上升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私人地主从土地的增值中获益。随着新加坡发展得更加繁荣,我们不断更改赔偿标准根据的年份,从1986年1月、1992年1月到1995年1月,使它更接近市价。
购买新组屋的人数迅速增加,从1967年的大约3000人增加到1996年的七万人。在90年代,等待购屋的人当中超过半数已经拥有建屋局组屋,他们想换更大的组屋。到1996年,在总共72万5000间组屋当中,只有9%是租赁单位,其余的都卖出去了,市价从最小三房式的15万元到公寓式的45万元不等。
我不时为改变建屋局政策的方向而直接进行干预。比如在1974年5月,我要求局长改善组屋的质量和设计,使新的组屋区不至于千篇一律。不久,建屋局推介了建筑上的变化,并充分利用地势、池塘等等与众不同的地形特点,惟增加特色来加强新镇的独特性。
从1965年开始的头十年,新的组屋区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包括中?鲁、女皇镇、大巴窑和麦波申。1975年以后,我们开始在远离市区的乡村或农业地区建造新组屋。同经济发展局官员讨论后,我指示建屋局在这些组屋区内保留土地兴建工厂,以发展无污染的工业,这样一来,这些工厂便可以雇用大批住在附近的年轻妇女或孩子已经上学的家庭主妇。1971年,飞利浦在大巴窑开设第一家工厂,证明了这个概念是行得通的。现在大多数新镇都有工作环境清洁并装上冷气机的跨国公司工厂,像惠普、康柏、德州仪器、苹果电脑、摩托罗拉、希捷、日立、三菱、爱华和西门子,制造电脑外围产品和电子产品。这些工厂提供了15万多个职位,女雇员比男雇员多,她们多数住在组屋区,家庭收入因而增加一两倍。
费劲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把30年的演变压缩成几页的叙述,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简单直接。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无数,特别是早期要把农民和其他人从无需租金,没有水电供应或现代卫生设施的木屋区,迁徒到设备齐全却需要每月付费的高楼单位。对这些人来说,不论是在个人、社交或经济方面都是痛苦的。
费劲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产生的结果不但滑稽甚至很荒谬。一些猪农因难以舍弃他们的猪只而把它们养在高楼组屋里。有的人还得哄猪上楼梯。一对育有12个孩子的夫妇,从甘榜小屋搬进旧机场路的一间全新组屋,就在厨房里养了12只鸡鸭。做母亲的还在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12个小孩会在傍晚时分到组屋楼下的青草地寻找蚯蚓和昆虫来喂鸡鸭。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再次搬家才不再这么做。
马来人喜欢住得越靠近地面越好。他们在高楼周围种满蔬菜,如同从前在甘榜那样。有好长一段时间,许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情愿爬楼梯也不搭电梯,他们并非为了做运动,而是对电梯怀有恐惧感。不用电灯而继续点煤油灯的大有人在。另一些则继续在他们地面单位的前房经营过去的生意,例如售卖香烟、糖果和日用品。大家都受到文化上的震荡。
成功也带来新的问题。眼看随着劳工成本、入口材料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组屋价格也逐年提高,等候新组屋的人开始焦急起来,希望能尽早拿到房子的钥匙。但是,再好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在1982年84年间犯了一个较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兴建的组屋增加一倍。我刚在1979年委任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为国家发展部长。他向我保证可以满足更多住房的需求。结果他办到了,但是承包商对增加的工作量却穷于应付。由于施工质量较差,几年后组屋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导致居民极度不满。结果建屋局必须付出相当一笔钱来弥补,这也给住户造成不便。
我早该知道,超出能力所及的范围却仍一味迎合群众的要求,终究要付出代价。可是在90年代初期,我和同僚们却又犯下类似的错误。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人人都想卖掉旧组屋从中套利,然后换一间买得起的、更大的新组屋。我没能通过利用抽税减少他们的盈利来抑制需求,反而同意迎合选民增加建屋量。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因此越来越大,使得货币危机在1997年来袭时带来更大的痛苦。要是我们早些时候比如在1995年就抑制需求,情况会好得多。
为了避免在跟新镇比较之下,老旧组屋区看起来像个贫民区,1989年我向国家发展部长建议,是动用公款翻新旧组屋,使它们更接近新组屋的时候了。他同意并派遣代表团出国,考察如何在住户无须搬迁的情况下改善住房的质量。代表团在德国、法国和日本找到了可以借鉴的例子。建屋局于是推行了一个为旧组屋进行翻新的计划。在示范阶段,政府为每个单位付出5万8000元,屋主只付4500元。组屋面积扩大了,例如多了一间杂用室、浴室或扩大厨房。组屋的外观和周围环境也获得改善,可以跟新一代的组屋比美。每个邻里增加的设施和私人共管公寓相近,组屋之间都有通道相连,有公共的场所让人们晚上举行集会,环境也美化了。翻新后的组屋价值大幅度提高。
我们选择通过让资产增值来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津贴消费。那些参加自由市场的马拉松赛跑而并未胜出的人,也会因为已经在人生的长跑中尽了力,参加竞争而获得有价值的奖品。他们要增加消费或花钱的话,可以卖掉一些资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入。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并没错。

AnnieMore 发表于 2007-11-23 10:36

学习了新加坡的私车拍牌制度
怎么没学到这些呢……

ss480 发表于 2007-11-24 23:53

:em49::em49::em49::em49:

沐头 发表于 2007-11-25 00:34

新加坡就一个城市,大中国的宏观体制怎么可能从小学大?

AnnieMore 发表于 2007-11-26 09:44

上海学新加坡

小恶魔 发表于 2007-11-26 12:11

呵呵~~~应该不会的吧~~~政府不会强制打压房价的~~~真的打压了那些KFS的贷款谁去付???

页: [1]

Powered by Discuz! Archiver 7.0.0  © 2001-2009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