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第二穴”——嘉定江桥出土第二位明代更高级官员
悬疑“第二穴”——嘉定江桥出土第二位明代更高级官员在古墓中发掘出的梳子等用品。
在第二座古墓中发现的陪葬品比较少，但发掘出来的宣纸似乎可以证明主人生前是文人。
继6月11日嘉定江桥发掘明代古墓后，12日在仅仅数米外的第二个墓穴中，发掘又有新发现。
11日“第一穴”中的墓主，与戚继光同朝为官，应该还曾为抗倭大业筹款调粮。这主要是因为，其墓志铭写明曾任“登州府同知”，登州在今天山东蓬莱，正是戚继光的老家，还是他第一个职位“登州卫指挥佥事”所在地，更是明抗倭的最主要军港。而“同知”，比知府低一级，主管的正是财政。
12日这“第二穴”的主人，据专家初步推测，官阶比“第一穴”的还要高：三品。
这位先人，是谁？
“孔雀补”泄露天机
12日在发掘现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研究部专家何继英关注的一点，是墓穴主人胸前的服装。
尽管已年代久远，但仍可明确看出，这是著名的“孔雀补”。
“孔雀补”，就是指官员服装胸前后背所缀的那一块布上，绣织图案是孔雀。这见于明清两代。图案的不同，代表着官阶的高低不同。在清代，一品文官为“仙鹤补”，二品文官为“锦鸡补”，三品文官就是“孔雀补”，以下依次为“鸳鸯补”、“白鹇补”、“鹭鸶补”等，最低九品“蓝雀补”。而在明代，江西高安胡镇墓出土的一件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典型官服，用的就是“孔雀补”，也为三品官所用。
换句话说，昨天(12日)露面的这位先人，当年曾官任三品。
而前天出土的另一位，仅能根据现场发掘出明朝一般五品以上才有的石虎石羊等“石像生”，而又不是一二品的石人、三品的石马，从而初步推测为四品或五品。
怪哉！好几大卷纸
蹊跷的是：墓主官阶要更高，墓中的东西却远不如前一天那个墓穴多。
前天现场发掘中，在墓主棺内出土了头戴的官帽、身穿的官服、随葬的铜镜、腰带、金发簪等，在夫妻同葬的女墓主棺内出土了戒指、头冠、腰带等，以及一份据初步推测的“度牒”，即国家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尼的人所发给的证明文件。专家称：“上面盖的印章依然可见。”
明代，道教兴盛，又尤以《大明王朝》里那个嘉靖皇帝为甚。为了崇奉“张真人”、打击元代的道教另一大派全真教，以前者的“阴阳双修”对抗后者的“专一清修”，据说有一个办法就是规定普通百姓“纳粟”也可发“度牒”。
前天在女墓主穴出土的这一“度牒”，会是一个佐证吗？
一切，还有待专家的进一步鉴定。
但昨天出土的东西，却确实明显更少。除了那块“孔雀补”，便是一根玉簪和好几大卷纸最为醒目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根玉簪为白色，长约10厘米，显眼是上有刻纹。而那好几大卷纸，全是一刀一刀的，非常完整，看上去根本没有打开用过。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是防潮？还是爱好？专家也一时难定，只能肯定地说：以前墓穴中有纸，却大都是书、佛经，像这样一刀一刀未曾启用完整放置的，确是罕见。
这就涉及到墓主的身份了。会不会他对文墨字画有着非同一般的钟爱，以至要相伴长眠？
考虑到这个墓与前一个墓之间的特殊方位关系，这不是没有可能。
他们的关系“肯定很亲”
两个墓之间，相隔仅仅数米。
而从两天发掘的诸多“石像生”以及一块“李公神道”的石刻来看，这两个当年露在地面上的墓穴，应该是各有神道，也本应各有墓园，何以却相隔这么近？
再看方位，两个墓穴，一在东上，一在西下，也正符合从周天子墓葬起中国宗庙墓葬相沿千年的“左昭右穆”制。始祖庙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昭为明亮，穆为严肃、壮美。
而且，两个墓穴之间出土的东西也有一定呼应性。
专家现场推测：这是一个家族墓，而且两个墓之间，是很亲的关系。
可惜的是，昨天这个墓没出土铭文。所以只能根据前天那个墓穴的两块墓志铭，来做一番推测。
解放日报通讯员李宁。他在前天亲睹了两块石板分载的“明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君墓志铭”和“明故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新斋配程宜人墓志铭”文字后，连夜从家中一本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所编《南翔镇志》中找出了一些端倪———前天的墓主“李新斋”，“应该就是《南翔镇志》中记载的李汝节。”
他的最主要理由，是前天在墓主棺盖上看见的五个大字：“李汝节新斋”。另外，他在铭文中也看见，有记述称“李新斋”即“李汝节”，号道亨。
而这个“李汝节”，正与戚继光所从事的抗倭大业相关。
据《南翔镇志》记载：李汝节，字道亨，嘉靖乙卯年中举，随后在嘉靖己丑年高中进士，被任为安吉的地方长官———知州，官级为正七品。记载称，那时的安吉土地大多是洼地，常闹水灾，李汝节到任后即筑起30里石堤；当地又有许多农田测量不准确，他就和当地的老人一起下田测量，理清土地近千顷。此后做了“刑部员外”、“饶州府判”，再后便去了登州府做同知。
这个“登州”，太重要了。不仅从隋唐以来便是派送“遣日使”、迎接“遣唐使”的要港，而且是当时全国四大港口之一，倭寇泛起后军港地位尤其突出。而这位李汝节，在登州同样做了一件大事。当时登州的海禁非常疏松，当地有流民与倭寇勾结为害，李汝节便挨个“以计擒之”，“民始知畏法”，后来皇帝还特地赏赐白银给他。
只是，他后来“病归”、“旋卒”。
这一点，也与前天在嘉定发现其墓穴相吻合。
另一点或许有疑：查年月表可知，“嘉靖己丑”在“嘉靖乙卯”之前，怎么可能先中进士后中举？
一个可能，是“己”、“乙”两字相像，这里的“己丑”应为“乙丑”，即嘉靖四十四年的公元1565年。
这样，他才有可能成为昨天这墓主的父亲。
曾经“嘉定四先生”
昨天发掘的这位先人是谁？
嘉定地方志专家陶继明昨天表示：这个墓就是李先芳的。
李先芳，就是李汝节之子，这在出土的墓志铭中就有相关文字表述。而在《南翔镇志·卷十一》中也明确记录：“登州府同知李汝节墓在上槎浦西称字圩子四川参议先芳祔。”这个“祔”字，在《辞海》上第一个意思为“新死者附祭于先祖”，第二个意思为“合葬”。
而这个李先芳，在“四川参议”任上，大旱时施政救荒“活民数十万”，可惜没半年就死在任上，百姓“巷哭者累日”。
“四川参议”，明代属于“正四品”。何继英昨天表示：古代官员死后可升一品。这与“孔雀补”的三品正好相符。
还是这个李先芳，与他同族同辈兄弟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李流芳。
明代与刘伯温、唐伯虎齐名的著名文人归有光，也是嘉定人，曾经收过四大弟子，就是史书有名的“嘉定四先生”。而李流芳就是其中之一，又尤以画见长。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他在天启七年（1627年）所作的云山扇。
李汝节、李先芳、李流芳，以及史载一起“名噪词坛”的李元芳、李名芳……《南翔镇志》记载，乡里“李氏”一族，“累世贵盛”，“文章誉望高天下。其子弟皆抱异才，傲睨一世，又疾恶如仇”。
而今，这两个墓的发掘，正如专家昨天所称：“总体上对上海的明史研究以及世家大族的研究有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篮子中盛放着的就是发掘出的明代官员官帽。 这里的确风水很好难道? 专家详解李氏宗族生平
2007-6-15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晨报热线记者郭文
本月8日嘉定区江桥镇华江支路一在建工地发现两座墓穴后，本报曾连续报道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研究部专家对这两座墓穴的开馆鉴定进程。专家根据一块墓志铭，确认其中一个墓穴为李汝节之墓。
上海历史博物馆专家薛理勇经查阅《康熙嘉定县志》等资料，初步认为此处墓穴是李氏的宗族墓。县志上记载：“李汝节，字心斋”，与墓志铭上的“新斋”有所不同。薛理勇解释说，可能当时写墓志铭时较仓促，将字写错了。从历史记载来看，李汝节的墓应位于现在的南翔镇和真如镇之间，与此次发掘的地址吻合。当时与李汝节葬在同一区域的，应该还有其儿子李先芳以及李先芳的堂兄李名芳，这两人都是进士。李先芳有李绳之和李宗之两个儿子，李先芳的孙子李陟虽很有才华，但在“嘉定三屠”中被杀害。李名芳年仅28岁就去世，留下3岁的儿子李宜之。
薛理勇认为，从地方志来看，嘉定的这支李氏宗族始兴于李汝节，盛于其第二代，在第三、第四代时，清兵入关，发生了“嘉定三屠”，李氏宗族的主要成员参加反清斗争而被戳杀。所以，江桥一直虽可称为李氏宗族墓，但实际墓穴不会太多。该墓穴在嘉定历史上有其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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